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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百姓心声] 上海人为何对“外婆变姥姥”反应这么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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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6-30 10:49:4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上海人为何对“外婆变姥姥”反应这么大

近日,上海小学教材被爆出用“姥姥”一词替代了原文的“外婆”,引发了轩然大波。官方给出的解释是“姥姥”一词是普通话,“外婆”是方言,所以“姥姥”取代了“外婆”实属天经地义。结果,非但没有平息争议,反而引爆了更大的舆论口水,甚至引发了专业学者的反驳。今天,上海市教委对该事件做出来处理意见,大意是说:将《打碗碗花》一文中的“姥姥”恢复为原文中的“外婆”一词。

笔者无意质疑字典对“方言”的解释,本文将专注于解释上海人为什么对“外婆改姥姥”反应这么大。

上海人与上海话的形成

我们今天所说的上海人,其实并非这片土地的原住民。在上海话的语境里,“本地人”和“上海人”往往是分开的两个词汇。前者专门指代从古代就定居于松江、崇明、青浦等地的农、渔民,后者则指鸦片战争后从全国各地汇聚于上海的移民后代,主要聚集在市区。今天全国人民所说的“上海人”其实是指后者,所谓“三代以上没有上海人”也不精确,应该说市区都是移民后代,没有本土人。

清末的上海依稀有了日后远东第一城的影子

但是,清末民国受制于交通,所以大部分上海市区的市民依旧是周边城市的移民,而非今天这样是全国人民聚上海。今天上海人的户籍一栏依旧有着“祖籍”这一栏,上面填写的主要也是宁波、绍兴、舟山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。这块区域也就是今天所说的“吴语区”,语言发音和结构都非常接近,彼此可以直接用方言交谈。

这个时候的上海还处于“华养杂居”的阶段,欧美移民的比例远比今天要大。长期同居难免互相影响,所以上海话中有大量的英语词汇,如混枪斯(chance),嘎三胡(gossip),接灵子(leads)等等。其中有些借助上海的地位成功进入了普通话中,成了全国人民的日常用语,如罗宋汤(Russian),瘪三(beg sir),时髦(smart),蹩脚(bilge)等。

20世纪的上海要比今天更加国际化

上海话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形成的,我们也能从书面语中发现上海话的变化,比如30年代的上海用来表达“我们”的词语是“吾尼”来自苏南地区,到了40年代则变成了“阿拉”来自宁波-舟山地区。

当然有光就有影,来自两淮的移民没能在上海话中留下自己的印记。因为相比苏南浙东籍贯的中国人以及西洋人,两淮的移民虽然人数众多,但是经济水平却很糟糕。那个年代凡事说话带上那么一丁点江淮口音的人,就会被打成“苏北人”,以后婚假和交友都会遇到不小的麻烦。

其他地区的居民则奉行在家说自己的家乡话,出门说上海话(即已形成的通用方言)的规则。直到今天一些保守的中老年人依旧会遵守这一规矩。

推普与方言衰退

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,中华民国开始系统化地推广国语。1913年,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“国音”系统,它的特点是“京音为主,兼顾南北”,具有入声,史称“老国音”。当时对国语标准音存在争论。一派支持国音,即主张“以京音为主,兼顾南北”,另一派支持京音,即主张“纯以北京话为标准”。1920年,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《国语统一问题》,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,这个主张得到认可。1923年,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成立“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”,并确定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,称为“新国音”。1932年5月,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发布以新国音为准《国音常用字汇》,并指出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,系指‘现代的北平音系’而言,“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”(事实上,我们现行的汉语标准语更接近与北京附近的承德方言而非北京土音)。这标志着现代汉语标准语第一个系统--国语系统的正式形成。

上海一家幼儿园旁的标语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,国语被改名“普通话”,取其普遍共通之意。1955年,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,确立了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。1956年2月6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》,该文件明确对普通话做了规定,即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,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,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”。

作为中国的招牌大都市,上海自然是推普的重点对象。今天去上海学习、打工的年轻人会发现,上海的老阿姨们都会说普通话,至少能听懂,国语的普及情况远比同期其他地区来的强。

但是,这个并没有消灭上海话,一直到九十年代为止,大家上的对话依旧是上海话为主。理由也很简单,普通话只是官方的用语,除非遇到非常正式的场合,否则普通话只是国家要求下学习的语言罢了,日常用语依旧是本土方言。

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上海的人口结构没有变化,只是学会了普通话

时间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改开的浪潮终于到了上海市。随着而来的是民国之后最大的一波移民潮,这一次覆盖地域更广,并且持续至今,同时也给上海带来了全国各地非吴语区的方言。出于交流的目的,也出于“不想让中心城市满大街都是各种方言,导致交流障碍”的目的,全市加强了推普。

笔者作为一名90后,还记得小时候教师的门口贴着请讲普通话的标语。如果和同学对话使用了上海话,立刻会被老师训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情况就变成了班级里几乎都是上海小孩,彼此对话依旧是普通话。有些同学的家长也不强迫小孩回家使用上海话,久而久之一些同学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。笔者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,很多时候一个意思能清晰地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表达,却无法使用上海话表达。这也是上海青年人的普遍情况,能用上海话说话,但是词汇发音明显受到普通话的影响。

90后和00后的方言能力退化一直是上海中年人的心病

更重要的是学校养成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,到了社会上两个上海青年对话也习惯用普通话而非上海话,哪怕知道对方是上海人。这对一门语言来说十分致命,要是语言不能够被使用,或者只能够在家庭这种最小共同体中使用,那么就等同于一门死语言。这无疑让很多上海人不愿意接受,在他们的要求下,公交车沪语播报,只说上海话的电视台等等应运而生。可惜,这些面对国家力量的“推普机”终究只是杯水车薪。

冲突的根源

可能有人会问,既然上海话形成时间并不久,“上海人”也只是早先移民的后裔,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新时代的移民和语言呢?答案出在方式上,如上文所述,上海话经过清末民国移民自然融合产生,是纯粹的民间力量。而从小学乃至幼儿园阶段,强制接受普通话的手段非常容易激发人的逆反心理。原本正确的政策也会因为“一刀切”而变得不那么正确,甚至会因为激发抵抗心态,导致正确的政策流产。

90年代的上海远没有今天繁华,但是族群冲突也远不如今

作为一个族群,语言是最重要的纽带,上海话一旦消失,“上海人”这个群体也就不复存在。更让老上海焦虑的是,作为上海话最后一个阵地“家庭”也面临着时代的考验。青年人对老一辈的“只和上海人结婚”不感兴趣,不乏违背父母意愿寻找外省市伴侣的年轻人。“只要双方情投意合,缘分来的时候,地域是挡不住爱情发生的几率的”,持有此类观点的年轻人已经占据上海青年的多数。

大数据也支持这一点,2008年在上海市民政部门办理国内结婚登记的两地婚姻为53214对,占国内结婚登记的38.3%。2009年两地婚姻为56217对,占38.1%。有41874位外地媳妇嫁入上海,占总数七成之多。

当然不少保守的家庭宁可去相亲也不愿意子女和外地人结婚

笔者曾经询问过几名已婚的同学,是否会不顾伴侣意愿,教自己后代说方言。他们大都表示如果妻子坚决反对,那么他们就不会教育后代说上海话。万幸的是他们的妻子比较通情理,现在不乏能说一点“洋泾浜”上海话的。这样的例子其实也不少,可惜不少老年人只会念叨着XX的儿子娶了个外来妹,连亲妈和儿子说上海话都不允许。

在网络上,这类恶意的消息被放大了,又反过来促进了地域冲突

这种情绪化的信息在网上被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后就成了“战场”,外地人会觉得上海人太“排他”,而上海人则觉得家乡说家乡话是几千年的传统,凭什么被改变?

网络上的口水,生活中的冲突让这个话题充满着敏感和火药,仿佛一点就能爆炸。这次“外婆”改“姥姥”,很多人表示看《家有儿女》才知道外祖母居然可以这么被称呼。原本只是“是否尊重作者意愿”的事情一下子被上升到了“文化霸权”的等级。因为,作者本人祖籍是西北人,同样用“外婆”一次,可见这是“外婆”大半个中国的通用语。现在,仅凭字典一改,一句“方言”定性,直接就能不经过作者允许更改课文。这直接引爆了被压制几十年的本土情绪。

万幸的是这一次大部分人都表示“姥姥”确实不常用,“外婆”才是“外祖母”的口语表达。而相关部门有及时注意到了民众的反应,迅速对该事件做出了更为柔性的处理。

笔者期待以后类似这样的情况能够多一些,因为教条的行政命令确实与不合现实,哪怕方言会改变,会消失,笔者也希望是上海人和外省市不断通婚,彼此同化的结果,而不是字典和几个行政命令。毕竟,人们都知道,“自然死亡”和“被斩首”还是有区别的。





点评

习俗所致。  发表于 2018-7-7 09:28
 楼主| 发表于 2018-7-7 10:22:02
标准语言与方言之争。坚持方言是短视行为。

发表于 2018-7-9 10:04:17 开心论坛手机版
现在一些寿光小孩都叫外婆,听着刚别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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